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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3月1日 - 国际视点

12月,《纽约时报》盘点2019年首次发生的22件事:首张黑洞照片、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、首次观察到猪使用工具、世界上最大的飞机首航、首次从受感染的老鼠身上清除了HIV、首例证实有效的疟疾疫苗在非洲推广、在日本和加拿大发现了新的恐龙物种、沙特阿拉伯开放旅游业、美国宇航局历史上首次完全由女性参加的太空行走……网友热议今天的晚安呢:不知不觉,我竟然见证了这么多历史。猫咪淼淼:很多都是值得庆祝的事,未来加油。金色的麦田:每一个事件都振奋人心。曾琴小朋友:原来是第一次发生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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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的墨战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主笔舒可文女士在2002年第35期上写我的那篇文章,用的就是这个标题。舒可文写下这个标题时,脑子里想到的是从1985年那种表现主义倾向的实验到现在的理性实验,刘子建在所谓实验水墨已经被很多人放弃的时候,坚持要保守着纯洁的水墨表情。在她看来,坚持是孤独、寂寞和艰苦的,象堂吉诃德骑士的风车之战,所以她说,这是一个人的墨战。
舒可文的观察是正确的,但我要补充说明的是,起码在2002年情况已有所改变,不仅不是实验水墨已经被很多的人放弃了,相反是更多的人新加入了进来,就与我个展同时,一个名为开放的中国实验水墨的群体展正在国内巡回,参与的人数之众远甚以往任何一次活动,28位画家中更有7位是从加拿大和法国专程赶回来的。严格地说,实验水墨并不是一个人的墨战,这场持续十年有余、有众多人参与、影响力深远的艺术实践是一部群体坚持的理想主义神话。
舒可文写道:中国的水墨画是很奇怪的领地,沿袭传统画法和题材的作品有巨大的需求市场,那些画家基本上不介入当代艺术的各种争论和比拼。另一些人视变化为生活的规范,过去需要的东西,今天不再需要,过去创造的东西,今天不再创造。水墨画成了一块特殊的试验田。
实验水墨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背景下,它在传统媒材上的坚持或执意于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,使它直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讨论传统与现代、本土化与西方化、民族身份、文化符号等问题时无法回避的话题。实验水墨最终导致了水墨画创作在抛弃笔墨中心主义之后,迎来了一个媒材和语言方式上完全开放的场景。
实验水墨是一个流派的称谓,而不是用来泛指所有前卫色彩的使用了水墨媒材的实验性艺术。它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或一个不再可能重复的语境中提出来,并在时间和历史中活了下来,就足以说明它存在的真实性和概念的定义是由它的特殊性规定的。正因为如此,生搬硬套实验在西方艺术辞典中的概念是行不通的,胶柱鼓瑟,钻牛角尖,大玩概念游戏,想用死的概念推翻活的事实,最典型的例子是,当实验水墨在已然成为现实之后,有批评质疑实验水墨冠名的合法性,说约定成俗把它称之为实验水墨是抢夺的结果,试欲从命名上质疑它的存在,弄乱它历史过程的线索。
世上最虚无的存在是遗忘。如果遗忘是假装的,歪曲是故意的,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。让人错愕的是,实验水墨不过是近十年间的事,很多细节还不至于忘得这么快。但最近一些文章却令人不安,打着学术的幌子清理实验水墨,结果弄出来的是子虚乌有的历史,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,实验水墨之后发生的种种水墨现象,犹是建在虚妄的上面。我决定以时间为序铺开我的回忆,雪泥鸿爪,它既是我个人的旅痕,亦是一部相对连贯的实验水墨发展的历程。
我的书名套用了舒可文的标题。如果把实验水墨称之为墨战,我希望在这个战场上,还能看见其它一些人的身影。我的本意是,每个实验水墨画家都是一部生动的无法取代的个案,每个人都应该写一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情,如同这本书,既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,客观上又为实验水墨的历史留下了一份证词。
有些人总在嘲笑怀有历史感的人,认为渴望书写历史的欲望过于沉重,渴望进入历史的人活得太累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,选择了实验水墨就是选择了一种命运。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自己的历史,因为无所遁迹的个人记录,才是呈现历史真实性最好的保证。莱辛就说过,诗人需要历史,并不因为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,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。
回头看发生过的事情,并用文字把他们追叙出来,象是在向历史致敬,历史曾经是活在它的时间和空间里的,现在却成了过去。欣慰的是,现实中我们的事业还在继续,这就是它们在记忆里还能保持清晰,使翻动它们的手指还能感受到温度与厚重的原因。
我从1985年开始现代水墨画的创作,至今整整20年,20年里称得上做成了的事,只有这实验水墨。有时跳开来看,直觉得这是一场游戏,把白纸涂成黑纸,撕碎了再重新拼合,装裱好了拿给人看,象是为了给人家一个说三道四的理由。数十年不易初衷沉浸于浑沉的水墨,不过是爱折腾的天性所致,这个天性与其说是要折腾纸,不如说是要折腾人,所以,这件事很难简单地用快乐或痛苦来形容,但它确实被证明,是出自于内心激情的需要。
我当下的状态是戏已演完了一半,下半场正等着开始。在沉缓垂落的大幕重新打开时,我清楚应该有一个仪式,既为纪念逝去了的,又为迎接将要到来的。在我看来,书是最隆重的形式,它既是当下的需要又是留给未来的。最终这个仪式耗去了我整整一百天的时间和大量的心血,但从结果和意义来看,这种付出是完全值得的。

艺术家急迫地去表达的都是自己内心最迫在眉睫的问题。人的精神要有一个存在的空间,要有自己的存在之根。这可能是咱们的文化针对性问题。对我来说,最令人焦灼、也最迫切的问题就是,中国人的精神困境。我的作品叫《记忆空间》。为什么强调记忆?因为我觉得人类的记忆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完成的,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限多的事,但只有经过各种手段记录下来的事才成为历史。这就是人类的记忆能力。

然而咱们的知识分子好象多少年来丧失了对社会的记忆能力,失职了。比如说现在很多内部消息逐渐披露出来,各种各样的事实从原来的黑洞中凸显出来,令人惊心动魄。有人站出来说话,大家知道了,这个记忆才完成。还有非常多的事大家并不知道,这个事情等于没发生,那就是丧失记忆,这段历史等于没有了。而即使记录下来的也不排除为了某种需要而被歪曲的可能。

我们无法面对真实的历史。社会、历史中的恶并不仅是某一个人的过错,每一个参与者都负有责任。知识分子若真正内省,这些问题都应重新检讨和批判。中国知识界普遍有一种心态,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。这是在否认困境,否认面临的人文精神萎缩的危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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